滕泰：关于民营经济和促消费的深度思考

在关于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关系中，一个深刻的悖论始终贯穿历史：一方面，绝大部分公共财富在事实上正被不同的个体所支配；另一方面，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终极视角审视，任何超越个人消费能力的私有财富，其本质归宿皆是社会财富——这一辩证关系在当今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保持公共财富调节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如何让公共财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民生，是激发“发展民营经济”和“提振居民消费”这两大引擎的关键。

公共财富与财政支出方向的转型启示

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共财富变化中可以发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公共财富扩张和财政投资对加快工业化、熨平经济周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走过特定发展阶段后，各国公共财富和财政支出方向普遍转向民生支出或国民福利待遇提高。

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发现公共财富运营效率普遍降低，尤其是当公共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被挤出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例如，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因财政支出方向转型慢而出现严重经济困难。高积累、高投资政策曾让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但当基础设施和产能饱和后，继续压缩居民消费、执行高积累政策，就造成生产过剩、需求不足。70年代后期，苏联1卢布政府投资已不能创造1卢布GDP，却仍长期扩大财政投资，终致经济崩溃，称为“过度投资陷阱”。

中国已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居民财富占比不断提高。但考虑到国有资产规模和集体土地等资产，中国公共财富占比仍是全球最高国家之一。就财政支出占比和结构而言，中国狭义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占比约20%~21%，广义财政支出（含政府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占GDP比重约33%~34%，比之欧美等发达国家并不高。但与欧美明显不同的是，我国政府投资和国有资本投资占比较高，而欧美社保、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GDP高达15%~20%，远高于我国。